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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Give Bats a Break

作者：Merlin D. Tuttle

來源：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ume 33 Issue 3, Spring 2017

原文引用格式：Tuttle, Merlin D. "Give Bats a Break."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3, no. 3 (Spring 2017).

原文連結：http://issues.org/33-3/give-bats-a-break/或http://www.merlintuttle.com/wp-content/uploads/2017/03/Tuttle-Give-Bats-a-Break-Spring-2017-IST.pdf

譯者：何英毅

放過蝙蝠吧

 

在蝙蝠身上探尋新病毒不但難以為人類健康帶來實質貢獻，反而可能威脅蝙蝠的未來。

蝙蝠可能會傳播新近出現且具致命風險之傳染病的想法奠基於2002年爆發的 SARS，它是由一種新發現的冠狀病毒所造成的急性呼吸道感染。冠狀病毒們能感染的對象很廣泛，包括從鳥類至鯨豚等各類動物，也是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之一。但 2002 年爆發的 SARS 卻不同以往，它奪走了 800 條人命且造成了世界性的恐慌。

三年後，Science雜誌上一篇標題為「蝙蝠是類 SARS 病毒的自然宿主」的研究宣告一新興科學見解，認定蝙蝠是全球公衛的威脅。從那一刻起，所謂的病毒獵人開始在國際間熱切地從蝙蝠身上搜索危險病毒，持續與之相隨的還有聳動的媒體關注。像是 2014 年二月一篇刊在 New Scientist 上的報導寫到，「潛伏在蝙蝠身上的成群致命病毒正伺機撲向人類」、「我們阻止得了一場大流行病嗎」。幾個月後 Wired雜誌又補上一篇標題為「為何蝙蝠對伊波拉病毒與其他致命病原而言是這麼棒的宿主」，文中聲稱「科學家正不斷在蝙蝠身上發現新病毒」。這類故事一直到今天都還有，2017 年二月 National Public Radio在以「為何致命病毒正在增加中」為主題的報導中，把蝙蝠描述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之一」，並警告說「當蝙蝠凌空而起時，伊波拉病毒可能正隨其排遺落上你肩頭」。

然而，當我們一旦對蝙蝠與傳染病的領域深入探究，上述報導都不攻自破。仔細審視科學上的相關證據後，結果強烈顯示上述科學或媒體上的喧囂都是過度誇大，甚至可能無關於更急迫的研究與健康議題。最重要的是，當結果顯示我們的確該憂心蝙蝠時，我們或許不需太擔憂蝙蝠可能會對我們怎樣；反而該擔心的是，我們正藉科學或公衛之名對蝙蝠做了什麼。

先假設是蝙蝠

首先，SARS 及其他諸多「新興傳染病」，像是 Hendra (亨德拉病毒感染症)、Nipah (立百病毒感染症)、Marburg (馬堡病毒出血熱)、Ebola (伊波拉、伊波拉病毒感染) 與 MERS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都不是來自新的病原體。它們已在我們周圍數百萬年了，但因稀少或地理隔離之故，直到最近才被科學家、媒體及大眾注意到。此外，即便近 20 年來這些病毒處在科學及媒體的高度關注下，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數全部加起來也不到 1,000 人，僅是瘧疾、結核病及愛滋病這些傳染病的零頭。

伊波拉的案例是個經典。伊波拉是非常古老的疾病，可能已存在非洲數百萬年；伊波拉病毒在撒哈拉以南的熱帶非洲常造成人類及靈長類動物死亡。它最初發現於 1976 年，當時造成了 1,090 人死亡。但後來於 2013 年底在西非爆發的致命疫情則造成了 11,325 人死亡；該次大爆發不同以往，它的主要死亡原因來自帶原患者後續又將病毒帶入一處貧窮、擁擠、原本就易受疾病威脅且缺乏醫療資源的地區。

        蝙蝠可能將伊波拉病毒傳染給人類的想法即便在這次疫情爆發前就已很普遍了。早在 2005 年時，Nature上便有一篇名為「果蝠為伊波拉病毒宿主」的文章，隨後在 2011 年有另一篇「西非人處在蝙蝠傳染病的風險中」。到了 2014 年，Science 也出現一篇，標題問道「蝙蝠是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傳播伊波拉病毒」。同年八月，美國國衛院所發佈的新聞稿宣稱，西非伊波拉疫情可回溯到一名兩歲男孩，該男孩可能曾接觸黃果蝠 (straw-colored fruit bat, Eidolon helvum) 而受感染。這份脫離實際證據的結論得自於無視當地未曾發現過伊波拉帶原之蝙蝠、當地曾獵捕與食用蝙蝠的村民未曾有因伊波拉死亡之記錄，及無法解釋翼展達三英呎長且不會進入建築物的蝙蝠如何感染一個學步中的幼兒。盡管如此，當時全世界的新聞標題仍是聲稱伊波拉疫情源自於果蝠。

四個月後，一篇由 30 位作者聯名發表於科學期刊 EMBO Molecular Medicine，標題為「調查西非伊波拉疫情之人畜共通起源」的研究報告指出罪魁禍首根本不是果蝠。但卻寫到「這小男孩可能是因曾在住有一群食蟲性游離尾蝠 (free-tailed bats, Mops condylurus) 的樹洞中玩耍而受到感染」。BBC、CNN及全球無數各大小媒體再度忠實地跟進了這奪命蝙蝠傳聞的最新版本。

因為研究者斷定這小男孩既不曾接觸果蝠，也不曾與任何可能接觸過果蝠的人有互動，所以果蝠能獲判無罪。然而，針對游離尾蝠的證據其實也很薄弱。不管是上述兩種蝙蝠或是當地其他十多種蝙蝠身上都未曾檢出過伊波拉病毒。事實上那群住在那空心樹洞中的游離尾蝠過去一直被村中其他男孩捕捉、燒烤與取食，但從未有人因此生病。儘管那篇 EMBO 中的研究也因蝙蝠可提供「至關重要的生態服務且對人類有直接且無法衡量的價值」而警告不要殺害蝙蝠，但這棵樹連同裡面的蝙蝠當時還是被村民給燒了。

有罪推定

       

如果蝙蝠真如一般認知的那麼危險，為何以下事實卻又難以解釋？為何我和其他數以百計的蝙蝠研究者長期在成千甚至上百萬隻蝙蝠圍繞的洞穴中工作，且與蝙蝠密切接觸，至今卻仍能保持健康? 的確，我們也因處理蝙蝠時偶而會因其自我防衛而遭咬傷，而須像獸醫師般注射狂犬病疫苗。然而，在我們大部分的工作生涯中，我們對於目前其他任何據稱是蝙蝠所帶有的致命病原未曾有過任何保護。

再者，為何從非洲到熱帶亞洲有數百萬人經常食用蝙蝠，在非洲、亞洲及澳洲也有許多住在都市周圍的人與數以萬計的蝙蝠為鄰，但這些地方卻至今都未曾爆發過上述的蝙蝠相關疾病？為何那些花了大半輩子在大型蝙蝠洞中採蝠糞的農民都還跟他們的鄰居一樣健康？德州奧斯丁市區的一座橋下住了百萬隻以上的蝙蝠，過去 35 年間橋上數百萬的遊客又如何能安然地在夏夜裡近距離欣賞橋下的蝙蝠離巢呢？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蝙蝠先是跟我們一起住在洞穴中，之後則是茅舍及木屋。這趨勢在過去一百年中被翻轉。蝙蝠族群下降，而現代人開始搬進蝙蝠無法利用的建築中。考量到彼此長期密切相關的歷史，甚至可以合理推論人類與蝙蝠對彼此身上帶有的病原已演化出高度的免疫力。或許這也解釋了為何要確切證明蝙蝠帶有上述致命疾病是那麼困難。

當科學家們將 SARS 及伊波拉的起因聚焦於蝙蝠時，他們一開始便忽略了這些來自直覺的推論，以及歷史上已證明蝙蝠遠較我們心愛的狗為安全的事實。不幸地，不符合預期的實驗結果很少能出現在頂尖期刊，也不太可能吸引到較多的研究經費及聳動的媒體關注。所以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者會選擇忽視與目標相左的證據，寧可從小樣本中挖掘出偽相關性好去支持其預存的偏見。當數億美金的研究經費流向新興病毒的研究後，這視蝙蝠為罪魁禍首的廣泛信念又得以繼續延續其受到的科學關注。

但任憑媒體近十年來的猜測及科學家主要聚焦於蝙蝠的努力探索，至今仍難找到支持蝙蝠為伊波拉病毒自然宿主的證據。伊波拉病毒屬 (Ebolavirus genus) 共有五種病毒 (Sudan、Zaire、Bundibugyo、Tai Forest、Reston)，地理上這些病毒各自分布在不同流域的河谷，而蝙蝠具有優異的移動能力，不會被侷限於單一河谷，與病毒的分布模式不符。

持續嘗試從食果性或食蟲性蝙蝠身上分離出伊波拉病毒的努力目前也以失敗告終。某些血清檢測調查確曾找到蝙蝠受感染的證據，但始終無法找到完整的病毒基因組—病毒檢測的金律。雖然在實驗室中可成功以人工方式將伊波拉病毒感染給蝙蝠，且蝙蝠也安然無恙，但卻始終無法成功再將伊波拉病毒由蝙蝠傳染給其他動物。事實上，後來研究也發現最初受到責怪的黃果蝠對病毒抵抗力甚強，以致不可能成為宿主。

部份科學家已開始呼籲把研究焦點大幅擴增至其他物種。2016 年時流行病學家 Siv Aina Leendertz 在 Viruses期刊的社論中主張，雖然陸域動物常被假定為病毒宿主，但河流中也存在其特有的動植物，一直被科學家忽略的水棲或半水棲性動物也可能與伊波拉病毒有重要關聯。即使像是蜉蝣這類無噬咬能力的昆蟲也可能有嫌疑，因其可能在週期性羽化期間被草食動物連帶攝入。2016 年一月 Nature 上的一篇報導提到美國國衛院的病毒學家 Jens Kuhn 認為「考慮到蝙蝠過於龐大的數量及與人類過於密切的關係，以致於很難解釋為何過去 40 年中這樣的傳染病僅發生過 24 次」。他推測真正宿主可能甚至是節肢動物或真菌等未曾被懷疑過的生物。同篇報導進一步提到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正計畫針對伊波拉病毒傳播的可能性進行一波對象更廣泛的兩年調查，目標將包括囓齒類、畜養的牲畜以及貓狗。的確，自 2005 年起，狗即被懷疑是新興病毒的帶原者，但顯然直到最近才開始受到重視，類似情況也在駱駝發生過。

哪種駱駝？

中東呼吸系統症候群 (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是一種由類 SARS 冠狀病毒引發的疾病，最初在 2012 年時於沙烏地阿拉伯被發現。至 2015 年底，MERS 累計造成超過 587 人死亡，其中 75% 在中東。疫情雖曾一度擴散到歐、亞及北美，但就像伊波拉一樣，很快便受到控制。

由於先前蝙蝠一直被懷疑與 SARS 疫情的爆發有關，因此這次蝙蝠同樣一開始便被懷疑是 MERS 的源頭。當科學家在某粒蝙蝠排遺中驗出一小段推測與 MERS 冠狀病毒極相關的序列時，Science (2013年8月22日) 及 Nature (2013年8月23日) 的線上新聞網站即匆忙將此疫病怪罪於蝙蝠。它們的標題似乎更適合出現在超市的八卦小報上：「來自地獄的蝙蝠？埃及墓蝠可能藏有 MERS 病毒」及「蝙蝠身上發現致命冠狀病毒」。

然而，從蝙蝠排遺中找到一小段病毒序列這件事究竟有多大意義呢？最後結果顯示這一極小片段 (182 個鹼基長) 的病毒序列不僅短，且來自這類病毒基因組中最保守的區段。因此，感染蝙蝠與感染人類的病毒仍可能有著顯著不同的基因組。而且由於此病毒片段是由蝙蝠排遺中驗出，因此可能僅代表蝙蝠吃下的昆蟲曾由其他帶原的動物身上感染到病毒。同年進行的第二次調查及接續的跨國深入研究也都未能獲得進一步證實。反而是2016 年出現的多篇文章，特別是 Mohd 等人發表在 Virology Journal 的一篇報告，開啟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首先，鼻咽拭子 (nasal swabs) 在一名死於 MERS 的患者與其寵物駱駝身上採樣到相同的病毒完整基因組，且血清檢驗資料顯示病毒是先在該患者的駱駝間互相傳染之後才傳染給人。然而，即使當時看來 MERS 可由駱駝傳染給人這件事似乎難以否認，但對真正將病毒傳染給人類的源頭為何卻是爭論不休。異議者指出大多數初級病例患者似乎都無與駱駝或其他動物接觸的紀錄。

然而，一系列的研究開始顯示，引發 MERS 的冠狀病毒是當地特有的，且廣泛盛行於東非及中東的單峰駱駝。沙烏地阿拉伯農業部的報告指出 85% 的單峰駱駝帶有 MERS 病毒，且所有來自西班牙的退休競賽用單峰駱駝體內皆有 MERS 抗體。即使在長期隔離的加那利群島上的駱駝也被發現有 MERS 病毒。此外，研究也顯示與駱駝接觸的人有顯著較高的抗體盛行率。例如，在某個 59% 的駱駝帶有病毒的地區，當地五分之四的職業駱駝屠夫之血清檢測結果為陽性。另一方面，具活性的 MERS 病毒還未曾在任何其他動物身上發現過。

大部分感染 MERS 但卻無接觸駱駝紀錄的患者最後都被發現可能曾食用過某些人視為珍饈的駱駝生乳或內臟。生乳很容易在不衛生的環境中受到汙染。

針對庫存血清的研究也顯示，引發 MERS 的冠狀病毒至少已存在於駱駝中數十年。沙國的一項全國調查發現廣泛出現在駱駝身上的不同病毒遺傳變異都與人類身上發現的 MERS 病毒有密切關聯。壓倒性的證據指向駱駝為 MERS 病毒的初級宿主，且是導致人類染病的唯一源頭。駱駝可傳染病毒且無臨床病徵，而且也有清楚的文獻指其可直接將病毒傳染給人類。然而最開始時對於蝙蝠的懷疑卻仍不曾停止。研究人員從迦納及歐洲四個國家的數種蝙蝠排遺中再度找到與 MERS 冠狀病毒序列高度相似的病毒 RNA 片段，只是這些地方從未有人或動物感染 MERS 的紀錄。

整體而言，將蝙蝠視為新興傳染病起源的報告幾乎非常薄弱甚至不存在。儘管如此，科學家仍不斷在蝙蝠身上尋找這些疾病的證據。我曾獨力檢視大約  4,000 份有關伊波拉與 MERS 的研究報告，卻發現在疾病宿主的研究上不成比例地聚焦在蝙蝠，即便缺乏與人類疾病關連的證據也一樣。例如，在 2014 年之前，MERS 與單峰駱駝間的關聯雖已清楚確立，然而就算到了兩年後，提到蝙蝠為 MERS 病毒宿主的文獻仍大幅超過駱駝 (約為 340 比 240)。

病毒，處處皆病毒

只要科學家想找，隨處都可發現新病毒。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科學家曾在單一受試者身上發現了數百種新病毒。然而，一旦蝙蝠身上發現新病毒，科學家與科學媒體便常推測其日後導致危險傳染病爆發的潛在風險，更不用說萬一這些病毒不幸真與流感、肝炎、泡疹等常見疾病有關。

一篇由 Young 與 Olival 發表在 PLOS ONE 的研究報告提到「相較於其他哺乳動物，蝙蝠的生活史特徵可能使牠們成為病毒獨一無二的優秀宿主」。但現實中，我們對這些病毒與宿主間關係所知極有限。2015 年二月，一篇由 Moratelli 與 Calisher 發表的評論即承認「過去對蝙蝠、蝙蝠病毒與人類疾病三者間關係的假定多來自於臆測，而非奠基於流行病學研究中支持這三種角色之間關係的證據」。針對蝙蝠是否能直接感染靈長類動物的關鍵動物實驗也未曾進行過。

在我的觀點，現今關於新興傳染病的知識基礎已因科學家對蝙蝠的迷思而導致極度偏差。蝙蝠是哺乳動物中最容易從野外大量快速取樣的物種，這項實際的因素進一步助長了偏差：在所有哺乳動物類群中，蝙蝠是最容易大量、快速取樣的物種。蝙蝠儘管喜歡黑暗，但又都太容易被錯置在科學研究的聚光燈下。我很清楚，因為我過去也曾幫史密森尼學會 (Smithsonian) 採集過數千隻的哺乳動物，從蝙蝠、囓齒類到美洲豹與貘都有，就連現今病毒學家用來抓蝙蝠的網具都是我發明的。想像一下當需要獲得一定樣本數的動物個體進行研究時，捕捉食肉目、靈長類或有蹄類動物相對於捕抓離巢時的蝙蝠 (一次即可捕獲數百隻) 所需的時間彼此差距有多大。就算是囓齒類也一向遠比蝙蝠難抓。在極度競爭的學術界，研究蝙蝠身上的病毒遠比研究其他多數物種來得簡單與經濟，這也說明了那些研究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取向也更符合長期將蝙蝠描繪成神秘與恐懼對象的文化。

蝙蝠確實可能成為某些「新興」病毒的宿主。在孟加拉、馬來西亞及鄰近地區的狐蝠身上的確曾發現具活性的 Nipah 病毒。在澳洲，Hendra 病毒也曾有類似案例。在赤道非洲，受感染的蝙蝠與人身上曾驗出與 Marburg 病毒高度相似的病毒序列。

然而 Nipah 已經差不多從重大公衛威脅中除名，只要警告民眾不要把豬隻 (豬為 Nipah 的中間宿主) 養在會吸引狐蝠的果樹下，也不要喝可能被蝙蝠汙染過的生椰棗汁即可預防。Hendra 不會直接由蝙蝠傳染給人類，但會週期性地感染馬，自 1994 首次發現該病毒後，有 4 人因被馬傳染而死亡。Marburg 自 1967 年首次於非洲綠猴身上發現開始，已累計造成 373 人死亡，其動物宿主可能不只一種。由蝙蝠造成的感染非常罕見，且只要避免進入疫區之蝙蝠洞或觸摸蝙蝠即可完全避免。如同世衛組織與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報告所述，這三種病毒合計在過去 20 年間造成的死亡人數尚不足 600 例，低於尋常的公衛威脅。

在美國、加拿大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狂犬病是唯一由蝙蝠造成的威脅。這致命疾病已被發現超過 2,000 年。經由蝙蝠造成的感染極度罕見，在美、加地區平均每年僅一至兩人因此喪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案例甚至更罕見。唯一例外是拉丁美洲，在當地若睡在戶外且沒掛蚊帳的話，偶而會遭吸血蝙蝠偷咬。全世界每年有超過 50,000 人死於狂犬病，其中 99% 的病毒感染源是狗—人類最好的朋友。

停止對蝙蝠的偏見

整體而言，指控蝙蝠為新興病毒疾病來源的證據很薄弱。相較於其他傳染病，這些疾病造成的整體死亡人數僅佔少數，且都有簡單、經濟且有效的公衛措施可以應對。

在此同時，如雨後春筍般增加的文獻指出蝙蝠每年可為人類帶來數十億美金的經濟貢獻，若其消失則將威脅到我們賴以維生的整個生態系統。如同我的家鄉德州奧斯汀的例子所證明，只要我們能保護蝙蝠並學會不去打擾牠們，即使是一百五十萬隻的巴西游離尾蝠 (Tadarida brasiliensis) 也能成為我們安全且珍貴的鄰居。我們家鄉的蝙蝠每晚可以吃掉數以噸計的農業害蟲，且在每年夏天吸引數百萬美元的觀光收益。

科學與媒體持續視蝙蝠為潛在疾病傳播者的偏見難以保護人類健康，卻會導致研究資源的錯置、社會接收到不確定的訊息、以及不適當的公衛優先配置。全部問題之中傷害最大的可能是持續將蝙蝠妖魔化，這恐將導致牠們被消滅。我曾親眼在洞穴中見過成千甚至上百萬的蝙蝠屍體，牠們都是死於科學與媒體對疾病過度連結所帶來的恐懼。在田納西州，我的一處主要研究洞穴即在公衛研究人員警告地主洞內的蝙蝠可能帶有狂犬病後被燒毀。

當民眾相信蝙蝠是世上種種最可怕疾病的傳播者時，他們便很難再願意與蝙蝠為鄰。科學家為競爭經費所做出的草率推論，現正陷數十年來的蝙蝠保育進展於危險中。每當我們的未來因生物多樣性的消失而受威脅，而醫療預算也達極限時，我們該如何為持續將資源不對等地錯置在搜尋蝙蝠身上的稀有病毒這件事辯護？

我不相信病毒學家會故意去傷害蝙蝠。事實上，科學家們即使在發表蝙蝠與疾病關聯中最嚇人的假說時，還是一貫會提及蝙蝠的生態價值並力陳不該因此殺害蝙蝠。他們將這些新流行病的風險歸咎於人類擴張導致入侵蝙蝠棲地，並暗示這些問題是由人類自己所引起。投身蝙蝠研究與保育超過 50 年的我對這些心意由衷感激。儘管如此，現有的證據顯示人與蝙蝠的接觸正持續減少，而非增加。對於沒有機會直接接觸蝙蝠的人而言，其感染疾病的風險低到可以被忽略。

這篇文章到此早該結束了。因偏見而在蝙蝠身上探索致命病毒這件事已成一可自我持續發展的系統，只要科學家願意，他們可以在任何物種上發現許多新病毒，而新病毒的發現又將成為燃料回饋於更多的病毒探索。蝙蝠的確是獨一無二的。牠們在全世界的生態系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並貢獻人類福祉。但因牠們群聚時數量龐大且明顯，加上每年通常只育一仔，因此極易遭受大量殺害甚至絕種的威脅。對於研究者，現在更是該去證明蝙蝠為我們做了什麼的時候，而非為蝙蝠在未來引發流行病的渺茫機率增添恐懼，我們真正該恐懼的是蝙蝠減少的狀況更加惡化。

Merlin Tuttle 是蝙蝠研究的權威，他創建並主導了 Bat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30 年。他目前主持 Merlin Tuttle’s Bat Conservation同時也身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整合生物學系的研究員。

推薦閱讀

Chantal B. E. M. Reusken, V. Stalin Raj, Marion P. Koopmans, and Bart L. Haagmans, “Cross host transmission in the emergence of MERS coronavirus,” Current Opinion in Virology 16 (2016): 55-62.

Juan Enriquez and Steve Gullans, “Viruses, the Roadrunners of Evolution,” in Evolving Ourselves: How Unnatural Selection and Nonrandom Mutation are Changing Life on Earth (New York, NY: Penguin, 2015).

Janusz T. Paweska, Nadia Storm, Antoinette A. Grobbelaar, Wanda Markotter, Alan Kemp, and Petrus Jansen van Vuren, “Experimental Inoculation of Egyptian Fruit Bats (Rousettus aegyptiacus) with Ebola Virus,” Viruses 8, no. 2 (2016): 29.

A. J. Leendertz, “Testing New Hypotheses Regarding Ebolavirus Reservoirs,” Viruses 8, no. 30 (2016): 30.

R. Moratelli and C. H. Calisher, “Bats and zoonotic viruses: can we confidently link bats with emerging deadly viruses?” Memorias do Instituto Oswaldo Cruz, 110, no. 1 (2015): 1-22.

M. D. Tuttle, The Secret Lives of Bats: My Adventures with the World’s Most Misunderstood Mammals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5).

C. D. F. Wanderer, “Criteria for funding and promotion lead to bad science,” PLoS Biology (10 Nov. 2016): 1-4.